長期以來，我們研究教育的一個出發點，是從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決定這一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來闡明教育運動的規律，來評價教育的功效。也就是說，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要求方面來創建教育的模式與規劃教育的發展，是以對經濟政治制度的發展的狀況，作出價值判斷。這一基本觀點並不錯。回顧歷史，只不過我們將這一原理理解得絕對化了，簡單化了。近些年來，強調教育對生產的功效，這應充分的肯定，然而，只講經濟功效，同樣也是絕對化了。從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的基本出發點來看，無不是從它的社會制度的根本需求出發，來評價它的教育的功效。如美國教育委員會，1983年所作出的《國家處在危險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報告，是立足於“國家處於險境”，著眼丁“整個國家和人民未來”來談教育質量的。報告寫道，“我們關心超出了工業範圍。……為了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和促進共同的文化，特別是對一個以多元性和個人自由民主而自豪的國家來講．公共教育尤為重要。 ”日本在確立它二十一世紀教育目標時，首先肯定了自明治維新後兩次教育改革的成功。第—次始於1872年新學制的公佈，目標是為了擺脫國家貧困，對抗外來的威脅，提出了“富國強兵”、振興國家的目標。第二次改革是在第二次大戰後，它的目的在於排除軍國主義及極端國家主義的教育，建設和平的文明的國家，實現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樹立完美的人格。日本教育改革的重點是在塑造國民的國民性。在明治時期．具有影響的“新教育十大綱領叼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也是日本對教育價值的根本追求。戰後，在日本《教育基本法》中，仍把陶冶人格，培養獨立自主精神、民主精神，作為教育的出發點。現在他f門持別強調以熱愛國家、走出日本作為基點，把培養具有創造力和在國際零務中能幹的、值得尊敬印信賴的日本人，作為教育任務。日本的口號是“加油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