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教育从表面上看可以说是完全或纯粹的人文教育，然而这种教育在近代社会却突然进行了向实利教育的转向，建立了狂热追求实利主义、科学主义的有用性教育制度和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形成的“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没有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积极地革新制度和文化，积极地吸收世界科技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及时地改变教育的性质和方向，以便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继续保持强国的地位。而中国“闭关锁国”以及病入膏肓的权力腐败现象所导致的“国弱民穷”，使中国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明显的落后地位，由此而导致的“鸦片战争”失败及其以后的一系列失败，使“救亡图存”的救国目标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临的严峻问题。而在“救国”目标下的教育发展．无疑只能是一种直接的、显著的有用性教育。所以，中同的近代及现代教育，其贯穿始终的线索便是如何“有用”。亦即如何对于国家的复兴有用，如何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用，如何对于国家的强大有用。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教育都非常显著的追求有用。从早期的学习西方如何制造“坚船利炮”的洋务学校，以及主导这种学校的“中体西用”教育制度，到上世纪中后期的着力于培养对于社会建设直接有用的建设人才，以及现在仍然流行于文字的“为经济建设服务”，可以说都是追求直接有用的教育目的的表现。由于有用成为绝对的目标和方向，因而教育这一包含着丰富文化内容和精神的培养人和塑造人的活动，便成为某种需要的工具。政治需要时便强调为政治服务，经济需要时便强调要为经济服务，科学技术需要时便强调要为科技服务。而与这种不断强化和明确的有用目的相一致，教育的制度及主流文化也完全体现了这种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