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托尔诺由这些观察坚定地得出结论：“从观察得到的，互相有联系的许多事实已无可争辩地向我证实：
兽类教育和人类教育在根本上有同样的基础，由人强加的人为的教育，可以动摇甚至改变动物的被称为本能的倾向，并反复教它们具有一些新的倾向；为取得这一结果，通常只要让年幼动物反复地练习并恰当地利用奖励也就够了。由此不难看出，人类教育的进行与动物的教育差别不大，在低等人种中进行的教育，与许多动物对其孩子进行的教育甚至相差无几。”
利托尔诺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把动物界生存竞争和天性本能看成是教育的基础。按照他的看法，动物是基于生存与繁衍的天性本能而产生了把“经验”、“技巧”传给小动物的行为的，这种行为便是教育的最初形式与发端。
英国教育家沛西·能(Sir Thomas Perey Nunn,1870~1944)1923年在不列颠协会教育科学组大会上的主席演说词《人民的教育》中指出；“教育从它的起源来说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不仅一切人类社会有教育，不管这个社会如何原始，甚至在高等动物中也有低级形式的教育。我之所以把教育称之为生物学的过程，意思就是说，教育是与种族需要、种族生活相应的、天生的，而不是获得的表现形式；教育既无须周密的考虑使它产生，也无需科学予以指导，它是扎根于本能的不可避免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