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建設並進入合理的對話交往語境，關注和尋找“間”性，重建文學一文化的公共場域、就成為邏輯的必然。所以，文學的“間”性，文本間性，主體間性，文學交流中的理論共同體、批評共同體及閱讀共同體間性(群體間性)，後殖民時代的文學的民族間性，以及學科間性、文化間性就成為我們必須研究的東西。不同於領取合理要素後的“整合”、“融合”為一，找出統貫一切的本質，構造涵蓋一切的宏大體系，也不同於前期解構主義的完全消解、拆除，間性的研究是要探尋不同話語之間在歷史語境中的約定性、相關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聯繫和認同的可能性與合法性(客觀性)。間性秉持一種建構的姿態。
當代對話主義的歷史性出場既是當代社會變革現實發展的必然要求，又是歷史轉折時期人類自身思維的內在衝突與內部對話。當代文化相對主義的興起啟發人類重新檢視其認識世界的有限性。對話的語言性表明．我們不能狹義地僅僅將語言看作是對話與交流中理解的工具，因為文學、文化傳統本身的存在即是“種語百的存在，或曰主要以語言的方式存在，人所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世界只有進入語言，才能表現為我們的世界。語言的局限，就是歷史和對話的局限。前已談到，人類所有對話個的理解、語言、歷史，乃至整個個人的存在，實際上都是未完成的，也是術完全的。所以，傳統的終極真理的絕對觀以及出此產生的兩極對立非此即被的獨白式思維與對話主義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在比較文學的理論思維中，不僅作者與作者、作者與讀者、作者與文本、文本與文本、文本與讀者、讀者與讀者之間存在著對話與交流，們且在多種學科之間、各個氏族或國家之間、水同種類的文化之間，都存在著極為豐富多樣的對話。正是這種對話展示了人類存在的深刻危機和人類精神世界的無比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