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的形成和發展反映了社會生活對文學的客觀要求和限制，不但不同的生活和對生活的感受召喚作家用不問的體裁去描寫和闡釋，而且不同歷史時期的相異的知識背景和經濟水平也影響體裁的發展狀況。以此之故，巴赫金認為：“真正的體裁詩學只能是一種體裁社會學。”托多洛夫亦說：“體裁是一種社會歷史以及形式的實體。”他們都認為，體裁是社會特徵與形式特徵的結合，是“集體記憶”的一個表徵；體裁員依存於現在，但與過去以及初始階段保持著永久的聯繫。說到底文學是在特殊的語言編織中來再現社會生活或滿足主體需要的，因此文學及其體裁的出現和流向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的歷史性制約，是為了適應一定的社會生活的需要的，這近於劉勰《文心雕龍·定勢》所講的“因情立體”。如唐詩的輝煌與“詩賦取士”的王朝制度不無重要關係；宋詞一枚獨秀的歷史原因之一，則是源於宋詞在推祟表達社會化情感的詩歌的旁邊，開了一扇便於流露個人私情的窗戶；小說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出現，是與從神的時代轉入人的時代這一歷史情形相適應的；而長篇敘事文學在宋以後的不斷湧現，則與中國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的壯大以及造紙術、印刷術等發明是息息相關的；文學新貴中的影視文學及其靠山電影和電視，與現代科技則牢不可分。拿電影來說，有兩股科技波對它至關重要：先是聲音，再是色彩。前者使它從默片時代邁進有聲時代，後者使它從黑白世界定人彩色世界。